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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尋民主與科學的腳步
來源:九三學社北京市委機關 張雪芹  日期:2014-07-08  瀏覽次數:

楊振聲,是1919年五四運動當日被捕的32名學生之一。生于1890年,1956逝世,字今甫,筆名希聲,山東蓬萊(今蓬萊市)水城村人。現代著名教育家、作家。 教授,曾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

楊振聲1915年考入北京大學國文系。1918年與進步同學組織新潮社,創辦<新潮>雜志,任編輯部書記。1919年赴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留學,專攻教育學,獲博士學位,又入哈佛大學攻讀教育心理學。1924年回到祖國,投身于教育事業,歷任武昌大學、北京大學、燕京大學、中山大學中文系教授,清華大學教務長、文學院院長兼中文系教授。

19305月,由教育家蔡元培舉薦,楊振聲出任國立青島大學校長。他以蔡元培為榜樣,延聘有學術水平、熱愛教育事業的人才到校任教,使剛建校不久的大學擁有一支高水平的師資隊伍。如聞一多、梁實秋、黃敬思、黃際遇等,另有杜光勛、游國恩、張煦、沈從文、傅鷹,及稍后到來的老舍、洪深、任之恭、王淦昌、童第周等。1932年楊振聲辭去青島大學校長職務。

1933年,楊振聲受教育部委托,主編《高小實驗國語教科書》和《中學國文教科書》;同時與沈從文合作編輯天津《大公報•文藝副刊》。

1938年任西南聯合大學常務委員會委員兼秘書長、中文系教授,后任西南聯大敘永分校主任、中文系教授。

1946年負責北京大學北遷籌備工作,并任教。同年與沈從文、馮至合作編輯《現代文錄》,主編《經世日報•文藝周刊》。

1952年調任長春東北人民大學中文系教授兼中國文學史教研室主任,當選為吉林省人民代表大會代表、長春市政協委員、九三學社長春分社委員。

1956年,病逝于北京,終年66歲。臨終,唯一的遺囑是將其全部藏書(2379冊)捐給長春東北人民大學圖書館。

楊振聲是我國現代文學史上的著名作家,他繼承“五四”的光榮傳統,先后發表了一批反帝反封建、暴露舊社會黑暗、反映工農大眾疾苦、爭取婦女解放的文藝作品。他的作品大部分已收入1957年出版的《玉君》一書中。魯迅稱他是一位“極要描寫民間疾苦的作家”,將他的作品作為現代文學史上第一個文學流派“新潮派”小說代表作選入《新文學大系•小說二集》。

楊文衡(19111987),楊振聲長子,教授,農業教育家,果樹專家。長期從事核桃的生物學特性、品種分類、形態解剖、生理生化等方面的研究,論證了中國是普通核桃起源地之一的觀點,為中國核桃生產和科研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他長期從事高校果樹學的教學與科研工作,培養了眾多果樹專業方面的科技人才,與棗樹專家曲澤州教授一起創立了河北農學院園藝系,二人共同組織編寫了全國高等農業院校統編教材《果樹栽培學》。他是保定社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人。1956年加入九三學社,曾任社保定直屬小組組長,保定分社籌委會副主委、主委,保定分社第一、二、三、四屆主委,第五屆保定社市委主委,第一屆社省委副主委,社中央第七屆委員。第一、五屆省政協委員,政協保定市副主席。

1979年,他以“莫道桑榆晚,為霞尚滿天”自勉,擔任了“太行山綜合開發研究”總主持人,他主持的“柿樹生產技術的推廣應用”、“山楂一條龍配套技術研究”,效益顯著。與此同時,他上講臺能為農民技術員授課,下田間能手把手教農民修樹剪枝,在民間廣為傳頌。

他病逝后,保定市政協、中共保定市委統戰部聯合發出了“關于向優秀知識分子、人民教師楊文衡同志學習的決定”。1991年,其業績入編《中國當代教育家大詞典》。

楊起,1919517日生,楊振聲幼子,著名的煤地質學家,博士生導師,1991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學部委員)。1952年全國院系調整時,他由北京大學調入北京地質學院參加建院工作并負責組建煤田教研室和煤田地質專業,近五十年來為新中國的煤田地質教育事業和科學研究辛勤耕耘,作為新中國煤田地質教育事業的開拓者和奠基人之一,他為中國煤田地質教育事業和地質科學研究作出了杰出的貢獻。

楊起年輕的時候想報考清華大學學造船,1937年,日本發動了全面的侵華戰爭,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已南遷,不在北平招生,無奈只得考入燕京大學物理系。北平淪陷后,楊起伺機沖破校方阻攔,設法逃出北平,南下,輾轉到達湖南,借讀于由北京大學、清華大學和南開大學聯合組成的長沙臨時大學。1938年,日寇鐵蹄伸入到中國南方大地,南京失守而危及長沙,臨時大學被迫遷往昆明,改為國立西南聯合大學。遷校的師生分兩路赴滇,一是經香港、越南去昆明;楊起參加了取道湘西徒步西行的“湘黔滇步行團”,步行三千多里路,歷時兩個多月,到達昆明,經過考試正式成為西南聯合大學的學生。在李四光先生的影響下,他改學了地質,立志為祖國多找地下寶藏,使國家富強起來。

1944年,楊起還在讀研究生時,就冒著更大的風險自愿西征,參加籌備建立新疆地質調查所。新疆地處邊陲,當時交通不便、人煙稀少、條件十分惡劣。面對新疆軍閥盛世才的反動獨裁和毫無保障的地質工作條件,他不改初衷,努力工作,成為中國早期涉足準噶爾盆地地質研究者之一。他獲得的八道灣礦區煤系地層、構造和含煤性等有價值的地質資料及其地質分析,為解放后烏魯木齊煤田的進一步開發起了重要作用。

1952年組建北京地質學院時,他受領導之托,組建了中國第一個煤田地質及勘探專業。從此他幾十年如一日,勤勤懇懇致力于煤田地質科學的教學與研究工作,為新中國煤田地質科學的發展和國家能源建設發揮積極作用。

楊氏一門三杰,皆為社員,是什么讓他們對九三學社這個組織有這樣的感情和熱情呢?也許是他們對“民主與科學”的向往和追求,也許是他們愿意就促進中國的民主政治進程盡自己的努力,也許是他們對優秀的九三人的敬仰和傾慕。我想,他們是追尋著五四運動“民主與科學”的腳步加入九三學社的。

九三學社明確把“民主與科學”作為最基本的理念或基本綱領,原因有二。

首先,九三學社的創始人中,有一批五四運動的親歷者,特別是許德珩主席還是當時的學生領袖。“五四”所高舉的“民主與科學”的旗幟,是他們心中根深蒂固的目標和追求。

其次,九三學社成員絕大多數是留學歐美的自然科學家,他們追求民主,強調科學救國,是很自然的。1948年,梁希寫了《政治與科學》一文,指出民主可以改變落后,科學可以改變貧窮,“民主是科學的土壤,科學是民主的肥料。”

但從一定意義上說,民主是所有中國民主黨派的共同追求,而如此強調科學而將其明確揭諸政綱,則是九三學社的獨具特色。

我們紀念“五四”青年節,正是“要堅持和發揚民主與科學的愛國主義精神”。這也正是九三學社的歷史使命和存在價值。

韓啟德主席曾說過,在不同的時期,民主、科學具有不同的內涵,在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九三學社所提出的民主是指“人權”、“人民的基本自由”,科學是指自然科學,指有系統的專門知識。我們今天所理解的民主與科學不再僅僅被理解為一種“政治訴求”,而是一種精神、一種文化、一種思想觀念,是一種以人為本、體現社會發展根本目標的追求。就如同楊文衡和楊起對事業的孜孜以求和無私奉獻,都是對“民主與科學”憧憬和追求,特別是對“科學”的身體力行。

可以說,為愛國而追求民主與科學,是九三學社的緣起,也是九三學社的基本理念、綱領和核心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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